米哈伊尔·季塔连科1946年上小学6年级（12岁）时，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同情中国人民，关注其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买了一张“世界政治地图”，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城市用红铅笔标出来，并把苏联广播和报刊的有关报道搜集起来，向同学们作介绍。他的老师是学校的“宣传鼓动员”，见他介绍详细，就请他在其他班、其他年级和俱乐部作介绍。因此，他被同学们称为“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师范中学读书时，季塔连科对孔子的教育学发生了兴趣。后来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开始热衷于老子、墨子、孟子的哲学著作。1957至1961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与中国同学朝夕相处，到丰台区黄村“下放”劳动，在十三陵水库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一起挥锹铲土，参加与中苏友谊有关的各种集会和活动，在中国各地的旅行……所有这一切，使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不断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往情深。
如今，“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已成为著名的中国通。他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俄中关系的著作多达300余部。他是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家协会主席和俄中友协主席。
走进他的办公室，如同走进中国文化博物馆：墙上挂着七八幅中国字画，其中有李一氓赠送给苏联汉学家协会的条幅和“七四老人力群”赠送的国画《墨竹》。会议桌上摆有景泰兰镂空花碗和花瓶、青铜编钟和兵马俑、水晶百子图圆球、玉狮、瓷牛和双面绣猫。书柜里排列着各种中国词典和图书，书柜上陈列着唐三彩和饰有孙中山先生画像的瓷盘，靠窗的茶几上排满了来俄罗斯访问的中国代表团赠送的纪念章和徽章。
当季塔连科从堆满各种文件和草稿的办公桌后起身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身后的墙上悬挂着季塔连科和江泽民主席的合影，就请他谈一谈中国和中俄关系中有哪些事情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季塔连科说：“你的这个问题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1949年底至1950年初首次对苏联的访问。那时没有电视机，但是苏联的广播和报刊对毛泽东的来访进行了详细报道，刊登了很多照片。访问结束时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访问的热烈气氛达到高潮。”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1957年。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我们苏联留学生也坐在大厅的一边，就像苏中在教育领域合作的‘展品’。周恩来带着那迷人的微笑对伏罗希洛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这是你们的大学生。’伏罗希洛夫热情地与我们亲吻和拥抱。这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陈云等同志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对我们说：‘你好，欢迎。’”
“回到学校后，我们苏联学生在一起议论中国领导人握手的特点：毛泽东的手宽大、柔软和温暖。他把手伸出来，让你去握；周恩来的握手很有力量；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奇的握手，非常有劲，简直像一把钳子，要把你的手握碎似的。”
“几天后，中国社会各界代表在北京隆重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我第二次见到毛泽东。他用带着很浓的湖南口音高喊：伏罗希洛夫同志万岁！中苏友谊万岁！他那洪亮的高音至今仍在耳旁回响。”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情景。1958年，我们苏联留学生和中国同学一起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一天晚上，老师对我们说：明天中国领导人将和你们一起劳动。翌日早晨8时，开来很多汽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穿着衬衫，卷起袖子，拿着铁锹、扁担或篮子，走了过来。我站着的地方离毛泽东只有10米远，所以我好奇地观察他怎样劳动。毛泽东手拿铁锹，把土铲到两只篮子里，他的警卫也帮着他铲土，然后周恩来挑着篮子，小跑似地把土倒在不远处。他们劳动了几个小时，离开时我们大家热烈鼓掌。”
“后来我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又多次看见中国领导人，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记得在1996年，我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结束时江泽民主席接见与会者，同我和卢金交谈时，他讲俄语，他问我们会议开得怎样，有什么建议。整个接见气氛热烈友好，他说外语的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善于使谈话者愿意和他交谈的能力使我们感到吃惊。”
季塔连科接着回忆说：“1957年，北京大学组织我们留学生去成都、重庆和武汉旅行，我有机会看到了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蓬勃发展的景象。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亭等名胜古迹，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美丽壮观的长江两岸体现了中国大地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也深深感染了我，使我更加热爱中国及其人民。”
“从重庆乘轮船去武汉，因为夜间在三峡行船不安全，轮船在万县停泊。我们上岸拜谒了烈士陵园，其中苏联飞行员库里申之墓保存完好，墓碑前摆满鲜花，使我很受感动。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和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苏联烈士墓地，是我们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象征，中国人民完好地保存它们，我们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各地，我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厚谊，令人难忘。”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春天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我访华，路线是重庆、武汉、连云港和秦皇岛。42年后我又沿着第一次在中国旅行的路线，‘故地重游’。但是，我看到的是另一个重庆，另一个长江，另一个武汉。重庆已是中央直辖市，现代的建筑，现代的工业，现代的市民身着各色各样的美丽服装。”
“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峡工程．进行这样宏伟巨大的工程，是50年中国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这个工程不仅将开发能源，而且将调节江水，与洪水灾害作斗争。我还参观了连云港和秦皇岛，这是亚欧大陆桥的两个起点，经过俄罗斯到欧洲，到大西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和俄中关系的最重要的基地，米亚斯尼科夫、波尔佳科夫、佩列洛莫夫等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在这里工作。
季塔连科说，“远东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文明发展的特点，中国发展的前景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为什么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文明至今仍然年轻，仍然充满活力，能够自我完善？我认为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孔子倡导的学习。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谦逊好学。今年9月22至24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远东所将举行题为‘中国在现代化和改革的道路上’的国际会议，并举行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历程一书的发行仪式。”
作为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自然忘不了介绍友协的情况。他说，“俄中友协成立以来，没有一天不在工作。即使在我们两国关系困难的时期，俄罗斯汉学家们也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俄罗斯汉学家把中国看作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把介绍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任务。俄中友协对于发展俄中两国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向中俄友协同行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祝愿中国人民幸福，祝愿俄中关系不断发展！”
